坦白說，從沒主張過要遺忘六四，正如沒有主張過要遺忘其他歷史事件一樣。當然，筆者不可能清楚記得每件歷史事件，但這極其量是筆者的能力有限，而不應延伸至貶低研究歷史的重要性。

近年不少出席支聯會的悼念六四的人，對部分以否定自己為中國人的緣故而拒絕一同參與悼念活動的人感到大惑不解。不過，這實非亞洲歷史上首件希望改變政治身份認同的事件。一百五十年前開始的明治維新運動中，福澤諭吉便極力主張「脫亞入歐」，當中涉及現實政治的考慮，亦與民族優越感不無關係。否定自己為中國人的港人，便同樣既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亦認為港人的身份優越。

無論如何，批評拒絕出席支聯會掉念六四活動為導致遺忘六四的元兇並不恰當，因為透過激烈的爭辯，六四不但沒有被遺忘，被提及的次數還會大幅上升。反而日常生活中的溫水煮蛙，例如不少華人父母教導子女功利選科，摒棄修讀歷史、把研究歷史妖魔化成記仇小氣等，可能才是罪魁禍首。

以下十句鄙視研究歷史的說話，不知各位讀者聽過多少句呢？

一、件事都過咗咁耐，你仲提嚟做咩？
二、人地係有錯你都唔駛成日提住呱！
三、嘩咁耐以前嘅事你都仲咁執着，你都幾記仇小氣㗎喎！
四、做人要學識感恩向前望（汶川感恩日），唔好成日講埋啲雞毛蒜皮嘅事！
五、做人要識睇人眉頭眼額，下刪一萬字。
六、你真係咁鍾意挖人瘡疤？
七、 畀你搵到個真相又有咩用？
八、你咁鍾意研究宋朝，你不如返去宋朝生活啊笨！
九、咁悶嘅野係得你先有興趣。
十、你研究漢朝歷史打算第時出嚟做咩？

近年應否繼續悼念「六四」引起多方爭論，今年各大學學生會除了不再派代表參與維園的六四悼念晚會，也停辦了論壇等所有相關活動。由2016年時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的「當年輕人以香港人本位思考，再去悼念「六四」，而事件無推進，好自然就唔應該再投放好多心力，或者唔應該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到今年香港中文大學外務副會長陳偉霖「香港人無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皆反映「天安門事件」與香港的年輕人距離愈來愈遠，也可以說香港走進了一個「後六四年代」。這些言論獲得不少支持，但亦會引起不少回應及反駁，但當兩個世代不能對話，也許關鍵不是應否悼念的應然問題，而是如何了解這兩個世代的隔閡，而在這隔閡下香港可以如何走下去。

一個時代的憂鬱症

陳偉霖除了認為香港人無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也承認他的這一代對「六四」沒有太多的感情。近年支聯會很想強調傳承，例如何俊仁近日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沒有放棄與下一代溝通，並希望透過不同途徑將「六四」的集體回憶傳承下去，但即使回憶可以傳承，經歷過「六四」的香港人心裡那份情感可以傳承下去嗎﹖從這個角度看，陳偉霖的確道出了不少人堅持悼念者不願意面對的事實。

佛洛伊德在《哀傷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將「哀傷」與「憂鬱」分開，前者屬對所失的正常反應，而後者則是病態。另一方面，「憂鬱者」不能完全瞭解失去的具體是什麼，於是只能沉溺於愁緒中，甚至將對所失的忠誠內化成自我的一部份。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雖然沒有在他的著作直接回應佛洛伊德，但他明顯不同意將「哀傷」與「憂鬱」作壁壘分明的切割，例如在《德國悲劇的起源（Origin of the German Trauerspiel）》，他只將「憂鬱」視為一種特別的哀愁，沒有為兩個概念作明顯劃分，而「憂鬱」也可以有具摧毀性的效果，這點與佛洛伊德的分析相似。相對於佛洛伊德的分析，班雅明沒有視「憂鬱」為需要克服的病態，卻視之為一種面對世界的心情。

不論從佛洛伊德還是班雅明的角度看，面對失去的心情有其複雜面向。香港人在1989年所經歷的一切相當糾結，而香港人是否清楚知道那一年所失去的是什麼﹖除了在天安門犧牲的生命，香港人也許同時失去了理想（例如中國變得文明開放）、希望（例如平穩回歸）、對祖國的信任（不能否認這個情意結在九十年代依然存在，例如香港人在華東水災賑災的踴躍），或以上種種的混合體。據佛洛伊德的分析，那個年代的香港人不只是因為「哀傷」而悼念，而是患上了憂鬱症，並將這種對所失的忠誠內化成為自我。即使採取班雅明的分析，這份複雜的情感也可能具有更複雜的面向。

上一代對「六四」的情感與情緒有其脈絡，陳偉霖表示這一代對「六四」沒有太多感情，正因為他們並非活在該歷史脈絡；支聯會說要將集體回憶傳承下去，但脫離歷史脈絡的情感（憂鬱症）是無法傳承的，而維園「六四」悼念晚會的內涵與儀式目的是嘗試排解那份不可能排解的憂鬱（下文再詳述），沒有回憶的新一代未必可以走進那世界。這份憂鬱就是兩個世代之間的隔閡。

建構「本土」的情緒

分析「本土」冒起的成因不容易，難有定論。不過，無論怎樣看這股思潮，不難發現憤怒是連結「本土」的其中一種重要情緒。不論是對中共政權、特區政府或內地移民及旅客的憤怒，皆成為各種「本土」論述的重要養份；在新媒體中，不滿與憤怒的新聞與訊息最容易廣傳；在「本土」社會運動中，不少是以對議題的不滿與憤怒作基礎。雖然這歸納略嫌籠統，因為憤怒也有不同的種類與表現，但這種情緒已經逐漸形成排他的連結情緒，不了解它就難言了解「本土」。排他，因為哀傷、恐懼、氣餒等情緒漸漸不被大眾正視及認可，總要尋求憤怒的發洩點，例如梁天琦參與暴動罪成立，相對於對他入獄的感傷，對大眾對法庭、法官的憤怒更惹注目。另一方面，無法再以憤怒連結的抗爭者，就只有抱着氣餒的情緒獨自離群，最近《立場新聞》就有專題探討對新聞感到厭倦的心態。

我不打算草草的定論說「本土」力量是由憤怒連結而成，但我認為情緒在連結「本土」或其他抗爭力量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影響卻被忽視。值得關注的並非「本土」是否由憤怒的情緒所連結，而是其他情緒連結愈來愈難佔有位置。

憤怒有連結力量，但其他情緒也可以產生強大的連結力量。Judith Butler在《暴力、哀悼與政治（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中跟隨佛洛伊德對「憂鬱」的分析，認為有「憂鬱症」的人不清楚明瞭自己失去什麼，只知道「自己的什麼」消失了，因此每次悼念都是對自己「失去了什麼」後的身份叩問，而在集體悼念（因為不可知喪失的具體是什麼，這悼念只有持續，嘗試排解那份不可能排解的憂鬱）中，「憂鬱症」的人在軟弱的狀態下共同叩問其身分，構成了「想像的共同體」。香港大學學生會於2014年9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嘗試借用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理論來建構作為一個民族的香港，但其方法只是嘗試尋找香港作為民族的文化基礎，卻忽視了情緒作為建構「想像共同體」的可能性。「六四」的「憂鬱」難於傳承，成為兩代之間的隔閡，但近三十年的持續悼念同時證明了「憂鬱」作為連結的強度。新一代對「六四」沒有感情，但若然純粹因為事件沒有推進就放棄，不但放棄了連結上一代（也是香港主體的一部份），也放棄了以不同的情緒連動更多香港人的可能性。近兩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單憑憤怒並不足夠，憤怒不足以建立有力量的抗爭群體。

「後六四」的歷史觀

「憂鬱」不能傳承，這是無奈的事實，不再「憂鬱」的新一代可說是牽着香港走向「後六四」年代。然而，新一代應認清情緒（憂鬱）的連結力量，即使無法走入維園的憂鬱氛圍，也無需要否定它，因為它是建構香港人主體的重要歷史；支聯會必需認清傳承的目標，不要妄想可以憑一成不變的悼念儀式，將那份集體回憶（包含那時複雜的情緒與情意結）完整地傳承下去，例如支聯會要我們如何解讀每年掛在台上的直幡﹖「建設民主中國」是一個行動目標還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情意結﹖無論如何，要傳承就要有一種說法，否則有意義的溝通並不可能。

「憂鬱」成為兩代之間的隔閡，問題不再停留於應否參與維園悼念晚會，而是如何建構一種「後六四」的歷史觀。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去年在「六四」前夕發表聲明表示「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到今年陳偉霖表示「無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這是一種近乎與這段歷史割裂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與尼采的「主動忘記」歷史觀吻合，即要忘記對生命沒有好處的過去，只有遺忘與記憶，才能使生命不斷更新。這觀念加上他的「權力意志」來閱讀相當有魅力，例如孫曉嵐說悼念「六四」對事件無推進，於是放下就彷彿能推進一般，掌握了一種「所願」的力量般。這種閱讀有魅力，過去也曾被極端右翼所經常借用（我無意以此批評大學學生會為極端右翼），但「主動忘記」也有強調記憶之重要，例如尼采在《歷史對生命的利與弊（On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for Life）》也有明確提出「一個人本性之最深處愈強大，愈能吸收與利用過去（The stronger the innermost roots of a man's nature, the more readily will he be able to assimilate and appropriate the things of the past.）」。在「後六四」時代的拐點，我們更要掌握讓我們強大的方法—守護記憶。

為什麼要守護記憶﹖我們也可以從班雅明的歷史觀提取養份。民間學者馬國明先生最近發表的《六四的歷史索引》介紹班雅明的《歷史概念命題（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歷史觀，指「過去和每個世代之間的秘密協議無非是當過去的真實圖像突然亮起時，這個世代的人便須抓緊這畫面，並認出當中的歷史真諦；而這也是這個世代所賦予的微弱彌賽亞力量」。經歷過「雨傘運動」與「後雨傘」極權社會的香港人，本應是絕佳的時間運用其微弱的彌賽亞力量抓緊「六四」的畫面，認出歷史真諦，但偏偏遇上了殘忍的時間與遺忘。支聯會說要傳承，除了要堅持悼念，他們有認清當下「六四」在歷史意義嗎﹖大學生不再辦「六四」活動，說年年如是、無沒有新內容，正反映支聯會在傳承上的失敗與空白。

守護歷史是香港人的共同責任，當然亦是兩代人的共同責任。關鍵是如何借用更多思想資源去建立「後六四」歷史觀，也要看兩個世代的香港人是否願意踏前一步。

參考書目／文章
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1874)
Judith Butler,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 (2004)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0)
Ilit Ferber, “Melancholy Philosophy: Freud and Benjamin” (2006)
香港大學學苑, 《香港民族論》(2014)
馬國明,《六四的歷史索引》(2018)

致街工各會員：

我們五位，決定辭任執委會成員職務，並決定退出「街工」。我們在此謹向全體會員，尤其是曾投票授權我們的會員致歉，對於未能完成兩年的執委任期而選擇辭職，實有負大家的寄望。

一年多前，在我們的共同參選宣言裡，表達了我們對「街工」的願景：「找出延續街工理想的方法，建立對社會議題的共識，回應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以及「重新凝聚街工的共識和方向，一起走出困局」。一年後，經歷由3月到現在的種種爭論後，我們不得不承認，上述的願景已難以達成。

於本年3月9日的執委會會議上，梁耀忠親口向我們表示，由於要預備「街工」2020立法會選舉，計劃招聘兩位協助選舉的職員，故此，希望收回「勞工組」的一切開支（包括薪酬）。他亦明言，不接受內部調職或由「勞工組」協助選舉工作，只會借出「街工有限公司」的公司註冊供「勞工組」作申請其他資源之用，並要求我們向「勞工組」轉達有關消息。我們在會議上提出反對，嘗試尋求不同的可能性，但均遭到梁耀忠的否決，會議不歡而散，最後我們只承諾向「勞工組」轉達消息和商討處理辦法。

於3月16日，我們向三位勞工幹事(即王曉君、黎治甫及譚亮英)轉達有關消息，在轉達述息過程，我們也無法解答為何要裁切「勞工組」的問題。

我們再次召開執委會，提出檢討勞工組工作的議程，希望讓勞工組與梁耀忠能夠即時澄清及作提問，毋須透過他人互相傳話。會議訂定於4月11日舉行，勞工組同事和工會及小組商討後，工會及關注組街坊希望能夠出席4月11日的執委會會議，表達「勞工組」工作的重要性，並期望事件不要惡化。可惜事與願違，執委會會議當日，梁耀忠出席葵芳的鼠患居民會而缺席，事前透過其他人向主席（魷魚）表示，他不會出席會議。而梁耀忠決定停止支付「勞工組」開支的原因，亦已由預備2020立法會選舉，轉變為「街工」財赤。及後，工會及關注組成員自行約見梁耀忠，惟會面最終亦不歡而散。

自4月11日的執委會會議後，我們仍然希望事件能有轉機，但在4月18日的「街工全體職員會」上，三位勞工幹事追問梁耀忠是否是解散「勞工組」時，梁拒絕回答。勞工幹事認為，被解僱已成事實，因此自行尋求其他支援，而部份會員亦從不同渠道得知事件，故提出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期望保留「勞工組」。於4月30日的臨時會員大會上，梁耀忠表示因為「街工」財赤，於本年5月31日後便不會承擔「勞工組」的支出，要求會員共同承擔。而受財赤影響的職員亦由三人增加至五人，除「勞工組」三人外，還有聲稱自願遣散的蘇耀昌及即將退休的高寶玲。

我們認為，「勞工組」三位幹事實踐街工的勞工運動，亦常帶動街坊工友參與社會運動，是「街工」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我們在5月7日執委會會議上成立了專責小組，一方面處理「街工」財赤問題，積極響應阿達（黃潤達）提出的籌款方案；另一方面，則希望集會員之力處理解散「勞工組」的矛盾和風波。我們亦曾私下向不同會員提出，年青執委願意以借貸或捐款的方式共同承擔「街工」的財赤問題，但共同承擔的基礎，是能夠對「街工」的財政狀況有整全的了解。因此，我們在最近5月21日執委會會議上，向兩位業委成員提出，要求與業委會內其他成員（即各中心主任）擁有同等的知情權，以了解業委會定期報告的街工財政資料，但不獲應允。而梁耀忠反而問執委會是否要承擔街工財政，若是的話他就下個月取回原先他存放在「街工」的20萬（因現時街工流動資金仍然不足，梁耀忠暫將部份區議會資源投放作「街工流動資金」用途）並不再負責「街工」因缺乏流動資金而職員無法支薪的問題，叫執委要承擔的話就自行想辦法出糧吧。梁耀忠以「提供20萬流動資金的財務能力」作脅迫，將執委的財政知情權拒諸於門外。事已至此，我們認為執委會已難以運作，唯有黯然辭職。

1.「街工」是個集體負責的團體，作為執委會的成員而難以獲得業委會的財政資料，這是不合理和不合制度的。過往「街工」全體（包括會員和職員）透過支持梁耀忠，協助他獲取社會地位（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期望他將資源帶回「街工」，以推動工人運動和社會改革的理想。最終，對「街工」的影響力及調動資源的權力，都由他個人所掌握。這個做法曾經是「街工」集體所默許，認同是權宜之計，而最終希望達致的是，回歸會員集體領導和有制度的運作。然而，近日發生的種種讓我們明白，對梁耀忠和其支持者來說，這是必要條件而非權宜之計。對「街工」理想的憧憬幻滅固然痛苦，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繼續堅持下去會導致「街工」的職員無法出糧而面臨瓦解，逼不得已下，我們選擇離開。

2.在當選之初，我們曾與梁耀忠達成兩個共識：一) 是執委會的共識制，確保不會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通過「街工」決議；二) 是「勞工組」財政獨立（每年70萬封頂），與議員辦事處分開運作（搬離葵芳，曾經考慮金鐘及荃灣但不果，最後搬到旺角現址），希望減少對議會資源的依賴，並期望最終能邁向自負盈虧。然而，自梁耀忠於本年3月決定停止支付「勞工組」所有支出開始，共識已被破壞。我們認為，根據常理，如「街工」真的面對財赤，理應向會員和執委會成員開放財政資料，以求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業委成員卻做出與之相反的行為，令我們懷疑所謂「財赤」，不過是解散「勞工組」的借口，最終只為排除異己。共識不再，信任消失，執委會實難以運作下去。

3.其實自從發生私下錄音事件後，會議的信任已被破壞，但我們仍寄望可以用制度來維持執委會的運作，然而，權力者利用街工的存亡作為籌碼，制度已難以作為約束制衡的工具，我們難以繼續參與只能作為梁耀忠啦啦隊的執委會，只能選擇辭職以明志。

執委會委員
陳裕詩、江健成、羅維進、龍子維、朱江瑋

昨天（5月31日）晚上，勞工組在專責小組安排下，就解散勞工組一事與梁耀忠談判。可是經過3個小時的會面後，我們得到的回覆是，勞工組去留狀況依然不明。會上勞工組成員黎治甫一再查詢六月的就業及出糧情況，但梁耀忠多次表示不知道，黎到月底查戶口，如果發現欠薪，可以去追討，但他的處理方法是會跟足勞工法例云云。

梁耀忠在會上亦堅持團體財困與勞工組去留掛鈎，因勞工組搬出是邁向自負盈虧。勞工組重申，根本沒有一年限期，而且2020年就是換屆選舉，勞工組邁向自負盈虧是為了勞工工作勿太依賴議會。而搬出旺角以來均有積極籌款，會上並提出事實，搬出前，勞工組成員已經常協助街工籌款工作如歷年賣旗、愛心盃足球賽、義賣工作等等。而勞工組三子本是經立法會支薪，去年亦未有加薪以為團體慳錢，地理上搬出僅額外增加每月約3千元開支，對突如其來的不明不白財困而被掛鈎解散，感到失望。

昨晚令我們更加失望，掌握資源的人仍然專權，凌駕組織決策機關，堅持財困與勞工組三子掛鈎，漠視其他會員作出挽救的努力。

此外，專責小組的表現，讓我們質疑其公正性。會議不到半小時，主持會議的其中一個專責小組成員，在勞工组表達了對相關事實的看法時，忽然指稱勞工组成員「已達到目的」，勞工组成員問所指是什麼目的，該專責小組成員竟指勞工组的目的是搞散街工。勞工组嚴厲質疑專責小組成員的公正性，若有小組成員公然未審先判，早已判斷勞工組爭取自身僱員權益就等同搞散街工的話，我們怎可相信小組能公正處理事件。

會上勞工組重申我們的看法：

（1） 3月11日我們得知梁耀忠要解散勞工組，將聘用勞工組的資源用於聘用傳訊職員作選舉工程。捨末逐末，犧牲多年來勞工運動的堅持，為了議席，30多年的工人運動路線也要讓路。

（2） 梁耀忠代表街工參選、成功當選出任議員，是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得到的資源當然應由街工全體決定，為何某一兩個人可以因為個人好惡而去剷除一組員工？作為一個公民社會成員、勞工團體，即使必須要有架構重組、開源節流方案，也是應該經內部民主程序處理，現在的情況是，個人的專權，完全凌駕整個組織的決策機制，視執委會、會員的參與權如無物。

（3） 財困絕對是藉口，3月9日執委會清楚表明為了投入更大資源於選舉上，要解散勞工組，後來梁耀忠卻改變口風，說成是因財困，但卻從來沒有將財政狀況完整披露出來，提出具說服力的數據。5月10日所謂公開財政狀況的會議，其實基本只是「披露」了網上都可搜尋到的資料。而會議本來講明是容許職員列席，竟然在會議開始前兩三小時，業委會卻在職員群組上阻止職員出席，直接受「財政問題」影響的員工譚亮英臨時被拒諸門外。

（4） 在財政狀況完全被收收埋埋的情況下，因財困要解散勞工組打從一開始便是一個謊言，縱然多次被質疑，但梁耀忠都不作認真的回應，我們在4月27日及4月30日都有向梁耀忠指出我們每月工資都是從立法會營運開支中支出，就算街工整體上有不夠錢的情況，為何第一時間是要將勞工組三人除之而後快？財困是假像，令人最感遺憾的是，梁耀忠開始了這個大話，不少資深街工成員竟然要陪他演一場騙不到任何人的戲。專責小組在問題出現後只叫我們向前看，不要追究事情的曲直對錯，只是想辦法籌款、籌款，客觀上是協助梁耀忠混淆視聽，最後只會縱容破壞組織民主，讓破壞團結的惡事不斷發生。

（5） 事件發展過程中，梁耀忠用了大量無良僱主的語言，「唔出糧唔等於解僱」、「可以返來做義工」……..還是一位老會員一語中的，指出這都是語言偽術，態度上也與無良僱主無異，即使面對工會、關注組代表時，一臉傲慢，面對誠懇的查問、表達不屑一顧。而最不可饒恕的，便是容許有人不斷挑動同事、會員間的矛盾，鼓勵工人鬥工人，卻從不敢正視問題。

至此，事實不禁讓我們質疑，街工作為一個勞工團體，是否有勇氣、決心，去解決組織內面對的嚴重問題。單靠勞工组，我們未必能一下子改變由來已久的問題，這刻，我們仍選擇堅守崗位，繼續實踐我們對勞工運動的理想。

街工勞工組

2018年6月1日

我一直都說，社福界有四大傷口：綜援檢討、全民退保、院舍質素、整筆撥款。所以在競選立法會期間，我已訂定「徹底改革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作為重點政綱。

整筆撥款制度推行至今18年，對社福界帶來不能彌補的傷害，令大家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社工不似社工。但亦有人說，就算整筆過撥款有幾多問題都好，問題已成現實，社工都已經習慣了。就像是一件約束衣，大家著了十八年，約束了十八年，大抵都找到個透氣位，甚至游刃有餘。要回答社工是否習慣了整筆過撥款制度這個問題，不是我一個人答，而是大家一齊答。

《三國志》孫權曰：「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社福路上，我一向摒棄單打獨鬥，總認為裡應外合、合縱連橫、團結一致才是王道。

我們要求徹底改革「整筆撥款」，團結就是力量，我們要自己挽救自己的業界。「我地」由幾個人、到二十人、到五十人、到一百個人、到二百個人、到五百個人⋯⋯ 我知道這五百人的背後會有更多你和我。今天只是一個起點，請大家繼續關注改革整筆撥款制度。

「我地」未來：
1，舉辦民間公聽會，邀請局長、署長及檢討小組的成員出席；
2，成立「LSG監察組」，監察檢討小組的事工作；
3，草擬「民間改革方案」；
4，擴大力量，吸納有心人/團體/機構，繼續自己業界自己救，繼續滴水穿石。

日前，一位面書朋友LaLa發文抒述了自己的墮胎經歷，成為圈子內的面書熱話。LaLa認為，女性在遇上意外懷孕時，並不需要立時墮入「悲劇」模式，其實還有很多選擇(包括在香港家計會、公立和私立醫院，及大陸的大醫院等)；LaLa亦在文中表達能夠得到及時而安全的流產服務的安幸心情。帖文一出，針對LaLa的選擇和態度的批判蜂擁而至，不少人認為她「不尊重生命」、「為自己開脫」、「不負責任」等。而另一作者盧思達亦就此撰文(註一)，文中包含對LaLa的墮胎取態的質疑，批評她是「為了非主流而非主流」，並把事情上升至「左翼自由派的「失控的正向思維」」的批判。

我非常佩服LaLa自白的勇氣，希望她的心志能在起伏中保持安定。佩服，因為明白。作為一位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研究未婚女性人工流產(亦即大家所說的，「墮胎」)的田野研究者，我希望在此向大家簡單交代一些實地觀察——在煽情獵奇和道德批判以外。

香港流產VS大陸流產

在香港流產，並不是想像中困難，只要你有錢。LaLa對家計會服務的限制的批評是中肯的，除了時間上有限制，懷孕者如有特定的身體狀況也會被拒絕手術，繼而被轉介至公立和私立醫院。然而，公立醫院的流產服務是有可能要排期的，曾有女生要排期至懷孕第三個月才能流產，那時已需要接受更大傷害的引產；如果要快，便要在私立醫院。約兩年前的私院市價為二萬元(包全身麻醉)，現在價格恐怕更高；而根據醫管局年報，在私立醫院進行的人工流產數目比公立醫院要高得多。二萬元對中產而言可以接受，但對年輕人或少男少女，可謂難以負擔。

在中國，人工流產服務非常普遍，有別於「大陸=黑市」的想像，其實大陸的醫療服務有良有莠，大城市的三甲醫院自當是專業非常，當然也有黑市服務，但在三甲醫院到黑市之間仍是有很多選擇。普通二級公立醫院便有價錢相宜而安全的服務；私立醫院服務看似周到，但是牟利為主，不熟門路的人有機會被坑一大筆。在大陸流產，價錢會比香港的私立醫院要低，但是也有一定風險，而且術後若有任何炎症或併發症，要過關覆診也是非常麻煩。因此我總會建議需要流產的居港港人，如經濟許可便盡量在港流產，以防有任何意外；但如果手頭太緊，找有經驗的朋友陪伴北上找具規模的醫院，也是可行的。

提供墮胎服務=社會埋單？

Lala提到，墮胎最好是完全免費，有人批評說，為甚麼個人的「不負責任」和「自由」要由社會埋單？

縱觀對Lala言論的批評，不少都在所謂Pro-life VS Pro-choice的框架當中。實在，歐美社會在討論流產時，已躍出這個二元對立，進而以「生育公義」(reproductive justice)的理論框架去理解各種與生育有關的選擇，簡而言之，就是批判經濟/階級、性別、種族、性傾向、年齡等不公義如何限制個人的生育選擇和權利，因此，社會有責任提供資源予個人作出能維護其基本人權的生育選擇。至於資源的定義和多少，則是透過社會的討論商榷而定。到底應否實施免費流產的政策，大家當然可以討論，但社會為個人提供安全、可負擔而適切的流產服務，理應是底線，因為不能得到安全適時的流產服務，對個人而言是龐大的身心折磨，甚至危害其生命，或再製社會上不同的制度不公。例如，在近日歷史性地通過流產法案改革的愛爾蘭，在法例改革之前，許多需要接受流產手術的婦女都要遠赴英國，不單身心俱疲，對身體也有風險。

不要把「胎兒」和女人敵對

根據我的觀察，「胎兒」和流產女性之間並不存在「你死我亡」的關係。一，不是每個女性都會把受精卵視為「胎」、或「生命」；二，即使她們以「孩子」或「寶寶」名之，甚或把它形容為生命，也不一定會產生感情；三，即使女性會思考到「孩子」的存在，但與其關係也不是敵對的，有些女性會對「它」感到抱歉，有些則會向「它」交代，有些會跟「它」約定希望「它」遲點再來。把流產女性想像成「討厭嬰兒」，是非常偏離事實的想像，為的是加深人們對流產女性的憤恨和再製其「自私」的刻板印象。

在被罵的女人背後，還有個男人

在輿論談及流產時，焦點總在女人身上，彷彿女人是單性繁殖動物，不需要精子就能懷孕。的確，女人是懷孕的主體，但男人在受精過程中可說是佔50%責任的！懷孕並不是一個人懷得了的。男性在避孕過程、生育決定，以至尋找服務也佔重要角色。女生意外懷孕總被責怪不小心，但實在不少「不小心」是因為男人不願意戴套，或對其外射能力太有自信；而決定生還是不生，男人也參與在決定過程中，如果男方說不要，女方又怎能要？但為何最後的罵名大多由女方承擔？在我訪談的香港女性當中，不少人的男伴在發現意外懷孕後都變得手足無措，根本不知道如何應對，最後還是靠女方硬著頭皮獨自面對，甚或找好姊妹或社工幫忙。輿論一面倒對女性的批評，揭示了社會在性文化上的性別偏見：認為女性應該在生育有關的行為(避孕、生養)上付更大責任，而把男性的責任淡化掉。我無意把男性拉到「流產批判」的旋渦中。實在，世上還未有100%成功的避孕方法，不論是男或女都不需要為避孕失敗而感到人格缺損。同樣地，我也無意怪責男性無能，但我必須指出，男人的無助實際是反映了社會對流產的禁忌如何阻礙了男性應對的能力和行動。

流產可以哭可以笑，也可以淡淡然

我沒有流產經驗，但我看過許多男女在不同的手術室中進進出出，看過笑和淚和淡然的篤定或自若。不同人對同一種經歷都有千萬種差異的感受和思考，自是非常正常；要求所有人對同一件事只有單一感受，是武斷而專制的。認為流產後必定要為之悲痛、後悔和自責，否則就是「可恥」或「殘酷」的人，其實很多都沒有接觸過多少曾經歷流產的個人，對流產的認知亦有欠全面，這種片面當然與社會上對流產的污名和禁忌有關：因為不問不聞不說，因此從不了解，也因而再製了對流產個人的偏頗印象。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恪守著不判論個人選擇對錯與否的原則，而作為一個人，我更加無話可說；在我未曾真正背上對方的生的艱難之前，我憑甚麼向人抽鞭？

簡寫這文，是因為我千萬個不願意看到這件如此個人和私密的事被作為政治路線和主義鬥爭的談資。責罵選擇流產的人不會使他們把胎兒留下來，卻會在他們的生命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傷害。與其我們要質問一個人選擇流產的原因和正當性，不如我們也問問自己：如此疼惜生命的我們，可以怎樣把世界建設得不那麼可怖，使人能心懷安然，把胎兒帶到這個世界來？

註一

「言論自由是其他所有自由的基石。」已故美國法官Benjamin Cardozo

真正認識歷史，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遠古歷史人物的功過，到今天仍很具爭議性。認真研究歷史是一份既有意義、但又極其艱巨的任務。

一般來説，世界各地都會選擇性地為與它相關的歷史事件舉行紀念儀式。比方説，為了吸取戰爭慘痛的教訓，很多國家都會將某些日子定為和平紀念日。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觸動了很多香港市民的心。當時我們日日夜夜關注著北京的情況，出錢出力支持國内爭取民主的學生和民衆。曾經參與百萬人大游行的人，相信至今仍不會忘記當時激動的心情，以及六四屠殺發生後的憤怒和悲傷。六四毫無疑問已是香港歷史不能磨滅的一頁，支聯會在過去二十八年每年都在維園舉辦燭光晚會，讓市民可以一同紀念六四死難者，以及重申港人對民主的訴求，可説得上勞苦功高，在此我也希望向他們説一聲多謝。

近年有些港人對支聯會開始表示不滿，黃毓民、陳雲等鼠輩更大肆抹黑六四晚會，很多大學學生會則批評晚會過分形式化，表明不會再參與。面對任何歷史事件，每個人都可自行決定如何表態。除非我們認為有人刻意歪曲事實、美化一些應被譴責的罪行，比如日本首相和國會議員等人，參拜供奉二次大戰時犯下滔天大罪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否則我們應尊重其他人如何選擇他們認為恰當的悼念儀式。

六四慘案牽涉中共政權以坦克、機關槍對赤手空拳的平民大開殺戒，換來全世界的强烈譴責及制裁，悼念事件中的死難者是理所當然的行為，我想不到有任何值得批評的地方。

理工大學學生會計劃展出六四的相關照片及剪報，港大學生會也計劃在六四當天洗刷校內國殤之柱。這就是自由社會容許我們可各式其式地發表意見的可貴之處。

近來不時聽到甚麼幾年加入幾十個會員，語帶暗示咁，然後執委請辭又有人追殺，故為年青朋友寫一點記錄，趁還有記憶就守住，免得被遺忘、被扭曲污衊。

有個數學友，拉架買餸車屯門通街走，車仔裝滿直幡、單張等等，開一人站派單張，那年二零一六，街工參選人有阿達和白頭。

有文研／BBA友，賣旗翌日驚見葵芳地上黏了很多街工貼紙（太輕飛落地），一來予人觀感不好，二來團體LOGO遍地踩？就蹲在地上，徒手逐張逐張貼紙搣甩，搣成粒幾鐘，有街坊睇唔過眼叫佢哋買個鏟。

有個社福友，籌劃五一遊行時提出不如搞五一社區公投啦？！我們一堆會員就滾動友好逾百人，扣政制民生落社區，在葵青區留下無數腳毛，佢Chur到最後幾日發高燒，仍堅持打完場仗到底。

有個索女救生員，想天水圍都加開社區公投票站，但知我哋人手不足，就拍心口承包四個票站全日人手，動員力極強。超容易情緒激動，七一佔中預演嗰晚，無啦啦聽到有條友喊到劏豬咁，原來係佢.....但街工有咩爭拗呢？就通常相拗唔好口，和事佬格。

有個CS友，不但幫社區公投極速寫一個電子實時投票程式出來，誤差率低至0.22%，後來更自買server自製電子個案紀錄表，把街工科技推前一個世紀。呢條友夏天打邊爐飲暖水，仲係街工控煙辦。

有個勞模友，仲讀緊書無乜錢時，見勞工組某同事好窮成日無錢食飯咁，就經常自掏荷包請佢食嘢，又常通頂聽該同事講街工歷史及通頂同佢改歌仔自唱自錄音，仲話畢業後要十一奉獻月捐勞工組。

有個中文友，課餘教屋邨少數族裔小朋友，畢業後又業餘做工人文學獎籌委會，進修人類學又學以致用落社區考察暨落手落腳的屋邨工作。書生得嚟，赤腳遊行又得喎，那年赤腳高呼「工作供養我夢想，不是供養地產商 」走完七一遊行。街工控煙辦X2。

有個教會友，人緣第一，全個街工最左至最右，咩性格都好，他都友善相待，人前人後從不出惡言，所有部門需要他的幫助，都願意出心出力，好認真學習和實踐勞工工作使命。好可惜人生錯落喺麥記同梳化上......

有個鍵戰友，深感街工文宣太弱，不但幫手造圖，還送自己啲PPT範式方便同事改圖用，閒時留意到街工啲Posts有咩離晒譜的字體/顏色/構圖問題，也會溫馨搵示。為人消息靈通又思路清晰，對基層運動好有心。

有個CD友，有社福機構唔做，因為業餘參與不足，想進入埋職員系統了解和協助團體，就減幾K人工來街工做，又係啲幫拖幫到Over晒，明明淆淆地都頂硬上，責任先於能力嗰類人。心地極善良，可以頒個最善良女主角奬俾佢。

有個思哲友，同街工總是那麼遠這麼近，街工啲讀書會成日馬克思甚麼的，同佢本身啲取向和讀書方式又未必相投，覺得街工啲嘢係有意義，但操作上要點樣做、點做得更好，總係講得出但可惜無得介入，但係仍然搵自己位置去踢好街工場波。

有個佛友，性本愛丘山，只係多年前喺街工實習過，近年聽聞需要援手，就盡做，需要打會紀就打會紀，需要籌款就籌款，需要晨早落區就晨早起身，需要參加讀書會就讀書，需要遊行就上街，額頭印咗「國家有咩任務俾我？」咁。

有個物理友，中學時代同同學仔整咗個亞洲第二大人手自製望遠鏡，近期發現「解散勞工組事件」有可疑，馬上展開調查、整理好一個懶人包，並認為做到這個程度才是合格的勞工團體會員，為人恩怨分明，斬人不留手但好有理據。

有個波友，喺龍和道俾人屈過襲警，政治光譜其實唔係咁街工，但需要幫拖既時候，文宣、踢波、影相、行動都會認真幫手。好有自己一套想法，但無乜Chur街工要變到點點點。其實這也是遺憾，街工若能作出更理想的吸納，必在運動上有更好的發展。

還未寫完，實在太多事值得記下，呢排要早啲瞓，仲有些人好想寫但過幾日先。

撰文：鄧建華

多年以來，「八九六四」是一組香港政治不得不回應的數字，它是良心的分界線，定義了民主派和中共的壁壘，是香港人持守記憶抵抗極權的戰場。那是一個政治想像，由二十九年前的北京民運出發，以悼念為共同點，發展到討論中國和香港的未來。

但在近年政治討論下，它不再是學界「必談」的題目。對比起來，六四的討論漸漸在學界的公共討論中消失。筆者這次邀來工學同行的黃雅文和曾任職中大學生報的何正男，試著在兩位學生之間，「撈起」這個「消失的議題」。談著談著，是談六四，也談中國與香港、本土與支聯會。兩個「九十後」的眼光，看到的八九六四，究竟在想像著什麼？

反向啟蒙：他們的六四記憶
雅文和正男第一次知曉六四，都是在中學。雅文在中四的通識課上，第一次聽到老師談六四。「那老師談的不外乎是學生也有錯、淡化北京政府的責任等等」，雅文帶著疑惑，找上「禁書店」人民公社，讀到了封從德的《六四日記》。發現大學生，不止是向上流動的過程，而是可以「搞社運」。這個「反向啟蒙」令她更想發掘中國「主旋律」以外的另一面。入讀浸大，她主修中國研究，也參加國事學會。

正男讀中五時，一位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天安門》紀錄片，卻只定性六四為「歷史悲劇」，「沒有人需要負全責」，正男卻不以為然：「總有個人下命令（殺人）吧」。這次觀影，倒令他覺得民運中的學生令人動情後來在出版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的討論中，他意識到重提八九之重要性，在於它「仍在進行」，而且是代表著中國民運承傳的歷史，這一段歷史並未過去

啟蒙是反向的，但他們都沒有忘記。只是，在民主承諾不止失落於中國，而是在香港也再無意義的時代，他們別有要討論的東西。對於維園的六四晚會，正男直言「不了。」，他只願在外圍派發中大學生報的特刊。至於雅文，則只會在集會後與行動青年們遊行到中聯辦。

晚會的形式側重於悼念，令他們心生距離。正男直言，這樣的晚會無法令參與的群眾將悼念化為公民行動，結論只會是支持台上的「大佬」參選。但對於中國、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卻幾無著墨，雅文認為假如晚會的悼念儀式比重一成不變，也就失去了群眾充權的作用。再者，台上大喊「結束一黨專政」的政治人物，在日常的政治操作上，卻是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在關鍵問題如一地兩檢、國歌法等等，只斟酌微枝末節，溫溫吞吞。至於關於中國民主化的議程，在香港的政治可謂缺席。他們異口同聲：「這樣算是繼承八九遺志嗎？」

我們期待著什麼？－－立足本土的中國觀
然而，在今日的學界，「避談六四」也成了一個政治主張。不少本土派主張，悼念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自己的身份認同既不在於中國，也就沒有必要再談六四。甚至於有人認為，談六四反倒會加強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減弱香港人身份的抗爭性。對此，他們並不認同。「在地緣政治上，」正男提到：「無論是自決、獨立、分權、聯邦等等對中國的未來想像，其實都少不了要與中國人，或中國的民間社會合作。」他提出一個基本問題：「爭取自治或者獨立，在一個民主的中國之下較容易，還是一個威權的中國之下較容易？」他認為，今時今日討論中國民主化，正正要有這樣的框架。既不能將六四固定化為歷史事件，也不應將中國和香港的民主化完全分開討論。

亦因如此，雅文並不滿足於學界中對六四不聞不問的態度。她提出，一開始，學界的本土派學生會仍會討論六四，提出有異於支聯會的角度，尚算是百花齊放；但後來已轉變為「發聲明表態不出席晚會」，以至於對此事隻字不提。固然，她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份很重視，對於很多本土派重視的議題，自己也投放心力。可是這與重提六四並不相悖。

無論是支聯會式的六四，還是「本土派」避談中國民運的「政治正確」，他們都不以為然。儘管正男認為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當務之急，他認為香港的民主化，甚至港獨，都需要同時討論、爭取中國的民主化。這並不是一般本土派所指的「中國無民主，香港就無民主」，而是從現實上看，中國的民主化對香港的民主化乃屬有利。

雅文對這種分析並不反對，只是，她沒那麼強調「民族身份」。「我是香港人，這一點無可置疑。在議題上，我也反對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參加到運動之中」她說：「但要說高舉這民族認同，我便有質疑。」在訪問中，她多番指出，香港的民主運動應結合階級議題，以突破現時格局。

六四尚未過去，它仍將繼續形塑香港以至中國政治的肌理。只是，它未必再呈現為「薪火相傳」的火炬。對談的紀錄不代表筆者立場，甚至不是筆者既有的邏輯，但你我都要敲遍每扇對話的門，才可以把它打開。隨著香港人政治身份的改變，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議程，拉扯自是必然。在「愛國」不那麼必然的時代，即使「國」是「土地與人民」，「愛國不是愛黨」的口號，未必再有共鳴。當下要做之事，或許是提出立足香港，而又超越族群身份認同的觀點。關心之界線，本來就不由民族來界定。

二零一六年年初一晚魚蛋革命經已係香港人的六四。當晚義人抗暴，國家機器開槍鎮壓，自此六位民選議員遭DQ，百幾人淪為政治犯（梁天琦下周判刑）。本年六月四日，香港人首先紀念的應是為香港拋頭顱灑熱血的義士，他們許多此刻仍處身冤獄，然後方悼念中共反人類罪行的犧牲者，包括文革、六四死難者。紀念或悼念義人，任何地點都得，不一定要去大中華社團壟斷的集會。八九六四係中國變文明國家的最後機會，當時中共將中國碩果僅存的最後一批良心讀書人及國民徹底剷除，從此剩下一堆堆擇人而噬的喪屍。八九六四對香港的意義係一百五十萬人上街支援北京學運，雖然爭取的是契丹自由民主，但亦係香港人首次為自己共同命運團結出聲（參徐承恩，二零一七）；同時，香港人認清中共真面目，只可惜受到大中華ｘ影響，當年好多香港人的對策並非爭取自治自立，亦非要求英國拒絕交還香港，而係移民外國。香港結合百越嶺南文化、中原傳統優點、西洋自由理性，成為東方之珠，八九六四托庇於英國統治，方免於難。百年基業，今岌岌可危，身為港人，能不反思如何救港乎？

一六年年初一晚，二月九日凌晨，食環署城管及港共公安又趕又拉旺角年宵小販，正義市民，尤其是後生仔女，睇不過眼，加上九七後，官商鄉黑勾結，中方殘酷殖民，妨害香港民主自由，令到貧富懸殊，本地民不聊生，市民累積怨憤多時，當夜怒髮衝冠，為保護小販而與警察發生衝突。其時，交通警向天連開兩槍鎮壓，再將手指扣在板機，對進示威者。（其實，一四年九二八晚，雨傘革命之始，警察身為國家鎮壓機器，港共狼蠅爪牙，經已差不多要殺人「平亂」。）自此，六位民選議員因港共控告，人大釋法，而遭DQ；而且香港共有百幾人淪為政治犯，判刑動輙三、四、五年監禁，連七十二歲長者陳和祥先生都要坐三年零五個月；梁天琦六月十一日更可能入獄十年。

六四係中國變文明國家的最後機會。蒙古鐵蹄侵宋，大部份勇武漢人皆殉國，「義盡君臣俱死節」（陳白沙詩），餘者多懦夫苟且貪生。滿清入關，楊州十日，嘉定三屠，易服剃頭，有節氣的漢人又大多犧牲了，餘下者多叩頭奴才。文革再鋪天蓋地，殺盡所有正直中國人，更無孔不入，完全荼毒其他殘存者身心靈。文革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稍微回復正常，但八九六四將碩果僅存的最後一批良心讀書人及國民徹底剷除，從此剩下一堆堆喪屍，毫無道德底線，擇人而噬。絕無僅有的例外如劉曉波，亦難免慘死收場。香港，托庇於英國殖民統治，結合百越嶺南文化，中原傳統優點，西洋自由法治，成為東方之珠，文明之邦，係異數中的異數，九七後，百七年基業，岌岌可危，身為香港人，能不以身報港乎？

唐•陳元光：
英英烈烈他慮無，捨生取義終不渝。
柏舟之詩王蠋語，千古芳名耀青史。

（獨媒特約報導）六四悼念晚會今晚在維園舉行，親建制團體愛港之聲於天后港鐵站A2出口外擺設街站，反對六四屠城言論。在場有大批市民圍觀，並有警員戒備。不時有市民走向街站反駁愛港之聲言論，雙方發生衝突。

愛港之聲成員指六四屠城說法並非屬實，並不時於街站內叫喊口號：「不求六四尋真相，但求六四能分帳」，諷刺為六四事件捐款的人士為「豬頭丙」。期間有人質疑愛港之聲獲共產黨資助，其成員則大聲回應：「係呀！共產黨畀咗好多錢我呀！」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示，六四屠城說法為反共人士所為，並指責學聯成員不承認「中國人」身份。高達斌指愛港之聲由2014年開始向公眾宣揚六四事件真相，希望新一代不要抗拒中國人身份。他直指支聯會一直「呃香港人」，「咩屠城、殺好多人、好似南京大屠殺......冇哩回事，事實上係有啲學生反而燒死軍人。」他又以黃之鋒及周永康作例，指中國政府有氣量，當時對學生鎮壓是迫不得已：「佢哋最多咪坐吓監！證明政府唔係想害學生。」他亦指責學聯成員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並嘲諷指：「有本事攞返張身份證，剪爛畀返中國囉！」

愛港之聲成員們手持膠箱，裡面裝滿冥紙，並揚言：「你哋咁鍾意捐款，就直接捐金銀紙錢比死難者，唔好喺呢邊騙香港市民的錢。我話比你哋聽，天安門母親們一分錢都沒有收過！」途中，數名持相反立場的市民上前指責，並與愛港之聲成員發生衝突。一名中年女子更衝上前指罵愛港之聲成員，指他們乃收了共產黨員賄款的賣國賊。一名便衣警察隨即上前分隔雙方，試圖停止衝突。

記者：王沛嘉、何雪瑩

抗爭者支援基金主席劉澤鋒

（獨媒特約報導）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芸芸民主黨派的街站當中，出現了近年本土意識加強的學聯的街站，宣傳「抗爭者支援基金」。他們稱未有為籌款訂目標，志於推廣基金。

抗爭者支援基金主席劉澤鋒指今天旨在宣傳基金，未有設定籌款目標，籌款的活動亦不止於今天。他認為於此時此地籌錢，不會與學聯立場有衝突，學聯不出席維園六四晚會是由於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而籌款是為支援一些為民主犧牲的義士，只是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之舉。他認同不免會有抨擊或質疑的聲音，希望大家予以理性評論，不要偏執。

學聯常委張朗軒

樹仁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學聯常委張朗軒指今天是以義工身分，協助基金活動。他認為「今日嚟嘅人都支持民主」，因此不擔心為義士籌款會與今天的活動有衝突。

張朗軒認為要尊重院校自主，學聯開始投入支援的角色，立場就是支持及支援學界。他指現時年輕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已退卻，不能強加於他們身上。

青年新政游蕙禎因衝擊立法會一案，今日被判入獄4星期。張朗軒稱游蕙禎是他的朋友，亦是他身邊第一個入獄的朋友，故感受深刻，但他指知道游暫未需基金援助，會著力協助其他藉藉無名的義士，例如暴動案中陸續被判刑的人。

記者：鄧家琪、梁天心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周保松參與維園六四晚會，他表示雖可以理解年輕人關心中國的情緒日漸冷卻，甚至和中國切割，但自己不認同這種看法。他認為每年的六四晚會是一個重要的、在地的政治抗爭行動，表達了對中共政權打壓民主訴求的不認可，「晚會的意義不單是在反抗中共政權，同時亦是在爭取香港自己的民主，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活動。」他指每年在維園參加晚會的大多是香港人，香港人有責任去傳承這段歷史，一旦割捨，下一代便無法理解過去中共政權對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壓迫。

周保松認為六四晚會是場大規模抗爭，指香港人不應輕視自己，但應繼續堅持信念。周保松指中國內地每年於這段敏感時刻便會加強監管，如今年便封鎖了全部港人的微信帳號，證明了港人的抗爭是有力量的，能令中共感到恐懼。「直到29年後的今天，香港人仍是站在第一線，表示對中共政權的不認可。」他指，六四晚會能吸引媒體報導，使全世界關注香港和內地的政治運動，因此港人需要堅持，「每次站在這裡的堅持精神，正是現在香港人最需要的力量。」

記者：梁皓兒、李嘉雯

（獨媒特約報導）當港人開始淡忘，當年輕一代為是否出席六四晚會而爭論，一如每年，不少內地人特地來港，只為點起一點燭光。

瀋女士和瀋先生從深圳而來，他們是內地教會成員，不願上鏡。瀋女士透露，他們一個朋友在6月2日晚被公安拘捕，目的是阻要止他到香港出席六四晚會，公安又禁止其教會原定在6月2日舉行的浸禮，因為中共懼怕人群聚集為其政權帶來威脅。

他們均是在深圳翻牆得知六四事件，瀋先生當時感到既感動又憤怒，感動是因為莘莘學子為中國民主而犧牲生命，但為政府的暴力鎮壓感到無比憤怒。

瀋先生十分感謝香港人的付出，指維園晚會讓六四真相得以廣傳29年。但同時，他擔心中共的滲透愈發嚴重，害怕香港有朝一日也會失去舉辦和出席六四集會的權利；相反瀋女士對此感到樂觀，甚至揚言「香港是中國的希望」，她解釋，因為香港曾經「輝煌」過，當被打壓時必定會奮起反抗。

對於年輕人近年反對出席六四晚會，認為應把焦點放在香港議題上，瀋女士表示明白，因為她認同應「首先愛自己，才能愛其他的人」，又表示堅守六四真相並非僅是年輕人責任，而是每個人的責任。

記者：李嘉雯、梁皓兒

鄧伯伯

（獨媒特約報導）73歲的鄧伯伯老早到達維園，但他不坐在已聚集人群、靠近看台的六號球場，反而獨自坐在三、四號場區中間的空地。雨紛紛落下，鄧伯伯一人更顯落泊。過去29年，他都有出席六四集會，即使現時年屆73，妻子也不願再出席，但自己仍堅持前來，因為他相信「堅持才會成功」。他指，他相信六四終會平反，但不會是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他指自己坐在人群之外，是因為他不想存在於同溫層之中。他希望自己靜靜坐在一旁，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他指責年輕人所謂的與中國切割，只是沒有膽量的藉口，現時共産黨目空一切，年青人就退縮，不敢與中國拉上關係。

姚先生

五十餘歲的姚先生同樣坐在場邊，遠離群眾。他說，六四事發時身在台灣，但往後的六四集會都出席了近20多年，以前會相約友人一同出席，但現在寧願自己一個，而以往出席的友人，漸漸也因立場改變而不再出席六四晚會。

他說他堅持出席的原因很簡單，是肩負起責任，表明立場，追尋六四兇手。問及是否相信六四能平反，他回答平反是必然的，但需要年月。他認為現時中國僅是外強中乾，從中興在美國制裁下需急急裁員一事可見。

記者：梁天心、鄧家琪

（獨媒特約報導）Perry現年52歲，自2012年起每年都會到六四燭光晚會畫畫。他慨嘆1989年時以學業為重，加上家人反對，因此沒有參加在港聲援北京學生的運動，成為了他的遺憾。Perry畢業後投身廣告界，後來轉至教育界，成為學校教師。直到有一次學校播放有關六四的片段，他覺得一切仍歷歷在目，於是重燃心裡的遺憾，從此每年都參加晚會。

Perry指，6年來堅持每年到現場畫畫，一來是重溫，二來想有多一個人站在維園支持。他指自己只是中性地記錄事件，又笑言以油彩畫作記錄是個很蠢的方法，但「人會死，油畫唔會消失」，畫作在他死後仍能保留下來。Perry慨嘆，香港人能從媒體上得知事件真相，不像內地人因消息封鎖而連劉曉波是誰也不知，因此應該謹記六四事件，即使事隔多年仍不應忘記。

Perry有兩個9歲和14歲的女兒。他從沒帶她們來參加晚會，認為她們年紀還小，而「我嘅工作係紀錄歷史」，因此「Daddy做嘅事，第時你再判斷。」

Perry指自己過往亦曾參與遊行，但始終認為自己的作用不應在遊行當中，而應在起點和終點作畫，記錄歷史，使更多人看到。他今次繪畫的是擺放在維園中央的民主烈士碑，旁邊有劉曉波的頭像。他計劃在明年六四事件30周年，畫一幅比以往大三至四倍的「大作」，今次繪畫是在「選材」。他打算以黑白灰作畫作主調，不想用紅色，顯得太血腥。

記者：李嘉雯、梁皓兒

（獨媒特約報導）維園六四晚會吸引不少外國人到場了解歷史，來自美國的Reed在香港大學攻讀歷史博士，他稱在香港能更深入地了解六四的真相，他又譴責中國政府不敢面對自己的惡行，甚至修改教科書，企圖隱瞞真相。

Reed指自己早在美國已得知六四事件，一面倒地認為此事為一宗殘忍的屠殺（massacre），沒有詳細得知事件始末，但在香港能得到更全面和中立的資料，而他仍然認為當年中共政府使用過份武力去鎮壓學生示威。

對於本地中史科課程被刪去部份六七暴動和六四事件內容，Reed坦言此舉是一個恥辱（just a shame）。他提及，中共在歷史上也有其他巨大錯誤，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也願意保留歷史真相，他又稱美國也做過很多「壞事」（We did lots of bad things too），但也勇於承認歷史，故不能接受政府肆意在歷史書上刪去六四事件。

Reed驚訝指，沒想過事件過了近30年仍有這麼多人出席悼念活動，他認為，出席晚會是基於人道立場，紀念六四事件為爭取民主喪失生命的學生，與政治立場無關（put aside the political stance）。

記者：李嘉雯、梁皓兒

(1)
參與維園六四悼念晚會多年，其實我並非認同支聯會的所有口號。事實上，如果要100%認同一個組織、一個活動的綱領才參加，凝聚群眾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單單說悼念晚會，就算是論壇、遊行也是，我們真的需要完全、純粹地認同活動的內涵才參加嗎﹖就是因為不需要，所以學聯即使不認同支聯會，今年也會在維園外擺街站替「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而我相信學聯期望即使參與悼念的人不完全認同學聯、也不完全認同抗爭者的理念，也可以因為支援他們的犧牲而捐款。

我們從來不需要純粹的理念、支持去行動，問題在於我們能否找到一個重要的參與理由。

(2)
很多說法，可以問下去，再開展討論。

大學生說對「六四」沒有感情，好想已經是對悼念晚會作為蓋棺式的定論。然而，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會沒有感情﹖我們可以對沒有交流過的藝人（甚至已經過身的藝人）產生感情，參加其粉絲活動，但就對一個歷史悲劇與犧牲者沒有感情，那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沒有感情？

大學生必需要為自己思考問題，因為他們正在創造歷史，而他們日後也需要讓更多人對他們所創造的歷史產生感情。再者，身份認同有需要對自己回憶以外的人、物、事與文化產生感情連結，對事事無感情的人，大概不能身分認同。

同理，香港中文大學外務副會長陳偉霖表示沒有義務承擔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我們必須要思考怎樣界定需要負什麼道德責任。在未有任何相關討論以前，我不懂得回應一個空洞的說法。

不少大學學生會都沒有再舉辦六四相關的活動，原因是沒有新內容、沒有推進，但我覺得他們只是懶於思考—就算最終他們的結論是不應該悼念六四，也有很多概念需要釐清，也有很多路向需要討論。

（3）
不參加是容易的，批判也不困難，其實我們對任何社會運動也可以找幾千萬個理由不參加。每一次以純粹的原因來決定不參加一個社會運動，就可以立竿見影地鞏固一群支持者，但參加者與拒絕參加者在過程中並不需要溝通，甚至不溝通本身是一種姿態，那麼每一次我們也只是武斷的聚合與分離，我們沒有建立過什麼，也沒有嘗試建立什麼。

就算不認同，至於也要認真思考與溝通。

（4）
要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我們必須了解歷史。我們不可能與所有香港人的歷史建立連繫，但如果我們要建立香港人的身份，我們要做的不是放棄與不了解的歷史建立感情，倒過來我們要盡量跟所有香港人的歷史建立鞏固的關係。

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價值觀。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台

李一明 中國勞工論壇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制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儘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台，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儘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蹟，但他們想要限制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污、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愿景。許多（儘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儘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鍊，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麼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裡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衝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複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儘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繫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全民退保、八小時工作制、生活工資、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採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係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採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制（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凶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讚。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注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六四」的二十九年後，也在「雨傘運動」的近四年後，「六四」於我是一個香港人成為英雄的開始。因為香港記者在一九八九年的堅持，香港人拯救了真相；因為維園的燭光堅持不滅二十九年來，香港人守護了歷史。

不管是什麼派別，是否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我們不必將「天安門事件」粗暴說成中國的「六四」—受二十九年的堅持與歲月沖洗，這既是中國的「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對我來說，香港的「六四」是香港人的英雄覺醒，那年香港基本上不分黨派，上下團結，英雄不單是身在天安門的記者，也不只是「黃雀行動」的參與者，亦不只是四處奔波、支援北京學生的勇士，也包括颱風下走出來向暴政說不的示威者、在電視機前悲慟憤慨的每一個香港人。因為「六四」，每一個香港人都成為英雄；換言之，這二十九年來，悼念的堅持不單是無可置疑的香港本土歷史，更是香港人值得自豪的英雄史。

香港的「六四」，不單是本土史的重要一頁，也是香港人這個身分值得自豪的源頭。經過二十九年的堅持，香港人向世界展示了比政權更有人性的素質，「香港人」是一個值得自豪的身分。

香港的「六四」與中國的「六四」當然有重叠與連結，例如「天安門母親」、被抓捕的維權律師、被自殺的李旺陽、被軟禁的劉霞......然而，這不一定是大中華情懷的連結，也是作為人的連結。不參與的人可以批評「行禮如儀」，但我接受不到他們連「行禮」也不願；不參與的人可以大聲說沒有感情，但我接受不到他們對香港人二十九年的堅持不尊重；不參與的人可以堅持說沒有平反六四的道德責任，但我接受不到強調「道德」的他們對《絕食書》不動容......連結的，不是大中華情意結，而是作為人的同理心。

我不能排除維園裡有參加者抱着國族情懷舉起燭火，但我亦不能排除有參與者只是香港人的身分出席。重要嗎﹖我們都是作為人出席這個悼念。香港人的英雄史，就是作為人的自省與醒覺的開始。

二十九年了，還有十一萬多人風雨不改的到維園。人數重要嗎﹖也許重要，但我們不用再刻意強調有多少人參與晚會了。二十九年，比十一萬人更有說服力。也許這是歷史的定律，有遺忘也有新的記憶，所以我們不用為人數下跌而氣餒—由八十九樓跳下來的人，經過二十九年也不過下跌了幾米，我們應該為這份奇蹟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因為地心吸力而氣餒。

很多事情，需要時間來證明，也需要歲月來蘊釀。所謂的傳承，就是要愚笨地用生命與時間堅持下去，不求速成，只求堅持原則。來年就是三十年，請愚笨地讓香港人繼續自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