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二零一七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也是集體談判權被廢除二十周年。二十年前的十月，臨時立法會通過廢除剛立法四個月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法例。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對集體談判權的法例，何其忌憚，決心廢之而後快。
勞動三權（自由結社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為國際公認的公民權利，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所提倡的基本人權。其中集體談判權更受到ILO重視，在國際勞工公約中，便有兩條保障此方面的權利（第九十八和一五四號公約），極力向會員國推廣。「六七暴動」之前，香港一直沒有勞工法例，要到一九六八年才立法制訂《僱傭條例》。
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開始重視自身權利，拒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推動獨立工運的發展。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成就「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創立。同年(一九七三年)大東電報局自發成立職員會，並透過工業行動迫使資方簽署第一份勞資協議，為集體談判在香港的首例。「六四」後，不同行業的獨立工會共同組成「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為香港自主獨立工運大旗手，堅持推動在香港落實勞動三權，終在主權移交前通過《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條例草案。獨立工運即是獨立於政權和政黨的民間力量，是一種社會改良的健康力量。然而，無論對於行政主導和中央集體的體制來說，卻是一種禁忌。
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利用中央欽點的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短命的法例。但仍無阻工人運動爭取集體談判權；經歷兩次全球金融風暴和沙士，政府和財團不斷利用「共渡時艱」欺騙工人，但經濟復甦後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扎鐵工人、國泰空中服務員、葵涌碼頭工人等罷工，一浪接一浪成功迫使壟斷商會、跨國財團和亞洲首富讓步，訂立勞資集體協議。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後過渡期成長的一代（通稱七十、八十後）漸漸成為工會的主力。廢法二十年後的今日，爭取集體談判權的力量開始匯流，並由年輕人奪回本屬於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間的民主協約權。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自中共奪取政權後，以壟斷「人民」的名義專政，在建政初年就剝奪工人的罷工權，只容許工人參與生產管理和集體合同的制訂，同時禁止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以外的工會成立。自此，中國工人只能談利益分配，卻被剝奪勞動三權，這個限制至今仍存在。
「文革」後的中國猶如一片廢墟，鄧小平為了融入國際資本主義的遊戲，以改革開放名義，取消與國企工人的潛在協議，打破他們的鐵飯碗。「六四」後為了招商引資，更威迫利誘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為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流動工人群體。自此，過去的勞動法規失去效用，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頒佈《新勞動法》、二零零八年頒佈《新勞動合同法》，為新環境劃定新的規則。
自二零一零年富士康「十六連跳」和本田南海汽車廠罷工開始，廣東以至全國各地野貓式罷工不斷，曝露了「全總」代表不了工人的事實。故此，勞動三權的倡議再次被提上議程，集體談判條例再被重新考慮，最後在「勞資政工」等力量互相角力下，二零一五年廣東省正式頒佈《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既承認工人一方可以派出談判代表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確立中國特色的集體談判模式——「勞資政工」這四個主體的結構形態，間接承認「全總」不能代表工人。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中共也不會白白賜予權利，就如上文提及的立法，也是中國工人以抗爭和被鎮壓的血淚換來的。
鄧小平為了延續改革開放，強迫三千萬國企工人下崗，國企工人則發起罷工潮維權。為了與工人重新立約，制定新勞動法，工人以「依法維權」口號，推動新一輪維權行動，讓地方政府官僚疲於奔命，最後被迫推出一個更具體的新勞動合同法。但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滿足於此，自二零一零年以更激烈罷工方法，曝露「全總」的不作為，並要求新的勞資協商機制，爭取集體談判權。中國政府以抓捕、鎮壓、起訴、監控等暴力方式，打壓協助工人維權的勞權人士和民間團體，卻仍然難以平息罷工，最終只能推出一個四不像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