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w大鳴大放 20151013 大學校監 黃嘉輝 （學聯副秘書長）發言部份
修例公投的作用，首先是凝聚學生的共識，（肯定）大學生現在是否有修改大學條例的意欲，包括是否廢除特首必然擔任各大專院校的校監；是否應收回校監、特首在最高決策架構－例如校董會或校委會－的人事任命權；是否應每間大專院校都有學生校董，而學生校董的權力是否應和其他校董相同－中文大學到現在都未有學生校董的。另外修例公投最重要的是給予反撃，現在香港這個專制的政府，梁振英不斷透過大學條例中的漏洞干預各院校的自主。這個公投能讓社會及其他教職員見到學生的意見。
對於這條例一直存在是否真的「相安無事」，我很有保留。（黃均瑜）說學聯希望藉此事重振聲威，這絕非事實。為何我們要（發動公投），是因為眾多學子都「頂唔住」一個這樣的校監委任一些這樣的人去搞亂我們高等教育界。其實在曾蔭權的時代，他作校監委任教院校董會時已引起很大的風波，他當時否決莫禮時的續任，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政治干預。所以根本不是「一直以來都相安無事」，歷史上根本一直存在著干預。
不要特首必然出任校監那要甚麼呢？放諸四海，地方首長成為各間公立大專院校的校監絕非常事。我舉幾個民主國家的例子。多倫多大學的校監由校董會委任。零七／八年，立法會秘書處做過一份院校自主的報告，內裡引用兩個地方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英國。英國的制度是沒有任何校董會成員是政府委任的，而在新西蘭，十五名校董中只有四名是教育當局委任，可見相當民主、成熟的國家都很避忌有政府的權力在大學裡，更何況香港遠遠不是民主的地方，我們活在一個專制的政府底下，而我們的大學制度、我們的校董會居然和政府走得這麼近，其實當中的政治干預是非常明顯。
我們應思考是否不要（特首）必然成為校監就沒有其他方法？絕對不是的。參考英國的三間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學，他們的校監是由原有的校董會組成遴選委員會，然後提名一些人，再由畢業生、舊生一人一票投票。
（回應黃均瑜說）特首作為校監可以當成是對公帑的監察，這絕非事實，他剛才也說到，（特首必然校監制）只不過是個虛位元首的概念；他的權力最多是簽學生的畢業證書及通過（大學）頒授名譽學位的建議，不是決定頒或不頒，其實他不是很有權力。試問他都沒有權，何以能以那些權力監察院校發展？所以這個「公帑監察權」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原有的大學監察公帑使用的機制，教資會－雖然教資會也有很多特首委任的人、立法會、教育局都一直有（監察機制），為何還要額外伸隻手埋嚟、直接在裡面搞事？這是說不通的。
學聯代表性的問題一直都存在。之間學聯有八間成員院校，有些院校也沒有包括其中，例如演藝、教院一直都不在學聯中。四間院校退聯確是大減學聯的代表性，但阻止不到今次八間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一起反抗政治干預；（被問到哪間院校有參與）今次是八間大專院校參與，城大學生會沒有參與。
委任奇怪的校董，例如委任一些要求解散嶺大學生會的人入嶺大校董會，這不是（政治）干預是甚麼？嶺大校董會現在是55%由（特首）委任，每間大學的委任比例都不同，港大是三十多percent。
委任校董會成員是否就代表政府監察到公帑使用？我們看看教資會出版的《宋達能報告書》，清楚說明校董問責、效忠的對象不是政府，而是以自己的獨立判斷向自己的院校問責。這份報告書清楚說明，校董不是作為政府代表入去監察公帑使用然後向政府問責，而應該是給予獨立意見（予問責的院校）。所以（校董會代表政府監察公帑使用）也是說不通的。
那班校董之所以能成為校董，是因為（委任者）相信他們有獨立判斷、有知識，作為校董會成員能為院校發展做事。而我們現在質疑的是為何只有特首有此能力？顯然，特首沒有此能力（作出委任），他不會自然地對高等教育界有清楚的（了解）。其實原有的校董會成員是否已有足夠能力委任其他校董？原有的校董會成員才最了解各間院校的需要，甚或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他們才知道高等教育界需要甚麼。
大家可能以為我們只是發動廢除校監的公投，但絕非僅只於此；這種由上而下、不理會同學意見的事，只有校方和政府會做，自己甚麼都不做，只頒布給我們（做了甚麼），這是政府的做法。我們的做法並非如此。接下來，我們在發動公投前，會有一系列大會讓同學參與，我們會準備相關資料，包括各地的資助大學的校監、校董會組成。在大會過程中，我們會商討，落實一個真正民主的實踐。
在院校的民主實踐，是政府中人、或那些自以為是的校董、或那些自以為清高的校委會成員不會明白，因為他們從來都不覺得大學是屬於每個教職員、每個學生；他們只覺得大學是屬於校委會或校董會那少數人，這絕非我們追求的，我們追求的是民主商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