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家，我們決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家。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為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
《存在的意義和道德的政治》，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受無力感覆沒的窒息
我們是社會動物，作為公民而存在過程中，不停適應學習社會的規範，要求及無形契約中公民的權利，當產生對社會世界的意義，因為故如其來的事件不斷發生，打破了你對社會意義的掌握，就會產生習得無力。身體的沉重，是生命的沉重，因為我們生活的物理世界及社會，加諸於人身上的命運，為自己所不可以掌握。人類自古代以來，都希望有合乎公理償付機制，依賴對自身命運合理的解釋，作為自身存在，公共參與，行動能力的的動力及動機。混沌，荒謬及難以預計，是人希望可以在建立社會中，排除在外的事。古人認為，人的偏執造成了公理是私人事務，而非合乎大眾利益。
大家希望公理是可以預期，可以令大家避免私人注釋的任意性，所帶來混沌的附帶傷害。在人類相信眾神混亂而可能是自私的神喻後，雅典那介入俄瑞斯忒斯的審判，就是古人在描繪建立社會進程，嘗試把理性重置於公共生活努力的體現。眾神或眾人混亂，獨斷的自私，由宣告天下的方式，奠基了公理秩序，這就是人可以感覺到安全感而無所畏懼的原因。
然而，當社會再次因為威權失序，習得無力感的湧現，混沌的人的私利再現，法律及制度可以為人以為私器，以作公用。恐懼充斥，冷感卻成為了社會的主要力量，在這幾年，筆者都在嘗試講解無力感下的公民，以及公民還可以掌握的事。不論是東北示威人士被捕，議員被取消資格，或是一地兩檢的問題，都是利維坦的肚子重重壓在我們身上的重量。我們日復一日，起床時就感覺到身體的沉重，我們擁抱生存的戰爭，就是為了應付混沌威權隨意為人施加的待遇。我們發現不到，過住所以然之價值，信任，友誼，正義，誠實，表里一致，可以如我們所願的，以好的方式回饋予我們身上。我們著魔一樣喜愛陰謀論，八卦，憤世嫉俗，價值的絕對懷疑主義，機會主義。人性難以落地生根，官僚的恫嚇匿名地伸延到街中，鄰居的門戶中，人的談話中，人的自我設限，拒絕評論的沉默中。
避免暴力的循環
暴力抗爭難以獲得他人同情的原因，是因為暴力最終會終止了對話及建立契約的可能，不論是制度產生的物理暴力，還是反抗者的的淵藪，來自於以後大家各自擁抱私人公理而留下混沌的社會，公民就只有以更夕的暴力來抵抗本已被其破壞的，為大家可以安身立命的安全感。復和調解之路之所以難行，是因為本來可以討論公共價值的時間，被恐懼及惰於討論所浪費了。具理性的公共辯論成本更大。我們是否可以在當下，大家團結為堅強的力量，討論社群都希望擁抱的價值。那些審判，拘捕，官僚的粗暴，帶給大家的感受，種種直觀上令人感到不滿，令人厭惡感覺。其實背後，都充斥著人性希望的呼喚。我們的價值可不可以在困難的對談中，再次重拾呢?
公共理性基礎的重建
城市讓人脫離自然的不可預測性，但是我們企望的秩序，好像無形的契約一樣，寄予掌權的匿名科層，為我們做公正的評鑑，分配及審理。但是到了大家都在社會崗位中分配好，政治介入都漸漸離開了生活。社群的動態流予停滯。在社會介入治理及價值公理的討論就很薄弱。然而大家的情緒，開始由恐懼，轉變成逆來順受的麻目，再者是把公共事務作為被動的，日常公事式欠缺反思的機械行為。
然而，人類有一種理性的傳統，這就是，每個人都同時有指導他人及受啟蒙的動態關係。在過去，我們過於重視特家人物為我們帶來希望，而非自己去制造可以獲得希望的機會。
我們社會基層在幾十年來，對於為何平等，為何自主，為何是價值責任，在議政及社群討論中都缺席了。在威權的狀態下，聆聽，理解，同理心，成為了任何從政，建立公民社會，以公共事務為已任的人最大的挑戰。我們在討論民主的同時，我們在討論什麼 ? 我們在討論 : 在在地脈絡下，價值如何為我們解脫混淆命運的束縛。對於社會有超越當下認知的想像，非常重要，我們在抵抗我們之謂逆來順受的理所當然，也是為我們在幾十年欠缺民權運動，充權行為，價值討論(及閱讀)，補維權充權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