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家,我們決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家。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為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
《存在的意義和道德的政治》,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受無力感覆沒的窒息
我們是社會動物,作為公民而存在過程中,不停適應學習社會的規範,要求及無形契約中公民的權利,當產生對社會世界的意義,因為故如其來的事件不斷發生,打破了你對社會意義的掌握,就會產生習得無力。身體的沉重,是生命的沉重,因為我們生活的物理世界及社會,加諸於人身上的命運,為自己所不可以掌握。人類自古代以來,都希望有合乎公理償付機制,依賴對自身命運合理的解釋,作為自身存在,公共參與,行動能力的的動力及動機。混沌,荒謬及難以預計,是人希望可以在建立社會中,排除在外的事。古人認為,人的偏執造成了公理是私人事務,而非合乎大眾利益。
大家希望公理是可以預期,可以令大家避免私人注釋的任意性,所帶來混沌的附帶傷害。在人類相信眾神混亂而可能是自私的神喻後,雅典那介入俄瑞斯忒斯的審判,就是古人在描繪建立社會進程,嘗試把理性重置於公共生活努力的體現。眾神或眾人混亂,獨斷的自私,由宣告天下的方式,奠基了公理秩序,這就是人可以感覺到安全感而無所畏懼的原因。
然而,當社會再次因為威權失序,習得無力感的湧現,混沌的人的私利再現,法律及制度可以為人以為私器,以作公用。恐懼充斥,冷感卻成為了社會的主要力量,在這幾年,筆者都在嘗試講解無力感下的公民,以及公民還可以掌握的事。不論是東北示威人士被捕,議員被取消資格,或是一地兩檢的問題,都是利維坦的肚子重重壓在我們身上的重量。我們日復一日,起床時就感覺到身體的沉重,我們擁抱生存的戰爭,就是為了應付混沌威權隨意為人施加的待遇。我們發現不到,過住所以然之價值,信任,友誼,正義,誠實,表里一致,可以如我們所願的,以好的方式回饋予我們身上。我們著魔一樣喜愛陰謀論,八卦,憤世嫉俗,價值的絕對懷疑主義,機會主義。人性難以落地生根,官僚的恫嚇匿名地伸延到街中,鄰居的門戶中,人的談話中,人的自我設限,拒絕評論的沉默中。
避免暴力的循環
暴力抗爭難以獲得他人同情的原因,是因為暴力最終會終止了對話及建立契約的可能,不論是制度產生的物理暴力,還是反抗者的的淵藪,來自於以後大家各自擁抱私人公理而留下混沌的社會,公民就只有以更夕的暴力來抵抗本已被其破壞的,為大家可以安身立命的安全感。復和調解之路之所以難行,是因為本來可以討論公共價值的時間,被恐懼及惰於討論所浪費了。具理性的公共辯論成本更大。我們是否可以在當下,大家團結為堅強的力量,討論社群都希望擁抱的價值。那些審判,拘捕,官僚的粗暴,帶給大家的感受,種種直觀上令人感到不滿,令人厭惡感覺。其實背後,都充斥著人性希望的呼喚。我們的價值可不可以在困難的對談中,再次重拾呢?
公共理性基礎的重建
城市讓人脫離自然的不可預測性,但是我們企望的秩序,好像無形的契約一樣,寄予掌權的匿名科層,為我們做公正的評鑑,分配及審理。但是到了大家都在社會崗位中分配好,政治介入都漸漸離開了生活。社群的動態流予停滯。在社會介入治理及價值公理的討論就很薄弱。然而大家的情緒,開始由恐懼,轉變成逆來順受的麻目,再者是把公共事務作為被動的,日常公事式欠缺反思的機械行為。
然而,人類有一種理性的傳統,這就是,每個人都同時有指導他人及受啟蒙的動態關係。在過去,我們過於重視特家人物為我們帶來希望,而非自己去制造可以獲得希望的機會。
我們社會基層在幾十年來,對於為何平等,為何自主,為何是價值責任,在議政及社群討論中都缺席了。在威權的狀態下,聆聽,理解,同理心,成為了任何從政,建立公民社會,以公共事務為已任的人最大的挑戰。我們在討論民主的同時,我們在討論什麼 ? 我們在討論 : 在在地脈絡下,價值如何為我們解脫混淆命運的束縛。對於社會有超越當下認知的想像,非常重要,我們在抵抗我們之謂逆來順受的理所當然,也是為我們在幾十年欠缺民權運動,充權行為,價值討論(及閱讀),補維權充權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