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後生過，人人都會長大，人人都希望活到老，但是否人人都可以虛懷一點學到老就難說得準了。在過程中，有人會成長，有人會沉淪，有人會堅持，有人會妥協。「年歲」真的是一個由時勢及成長歲月操控的變項嗎？「世代」兩字究竟又包含了甚麼意思？
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中講到的 Age Cohort Effect 固然不能完全否定。每一代人在其成長歲月，特別是在 formative years 發生的重大及關鍵事件(所謂 critical incidents)，確實可能會對某些世代造成重要的成長鉻印，因而有可能令不同的世代表現出不同的價值觀、行為取態及氣質。但今天已經不是農業社會，甚至與二戰前後相比也很不同。生活的節奏、生活的濃密程度，已經令「世代」兩字充滿了歧義和陷阱。
況且，「世代」可以如何劃分，又確實有著十分大的隨意性。應該是十年？五年？還是三年？甚麼可以被定義為 critical incidents ，也沒有普遍標準。而且，很多十分個人的、友儕的、家庭環境造成的經歷，也可能會造成更重大的影響。對某些人來說，在少年十五二十時被初戀情人阿May拋棄，造成的長遠影響可能重嚴重過死老豆，「冇咗阿May，點可以生活下去？阿ApriI 同阿 June你哋同我死開，唔好再同我講九七回歸呢D咁離身嘅嘢！」
再者，有太多例証足以證明，同一個世代出來的也可以千差萬別。梁振英及劉山青便是同班同學，班中還有個羅致光；司徒華、李怡、吳康文、梁愛詩都是出身於左派系統，那些是人、那些是鬼，大家有眼睇；李柱銘跟譚惠珠也差不多同期畢業於港大法律系，不同於那一位 Fucking Chinese 大狀不知從那裏學來的法律，他們兩人都是由差不多同一批法律學者培養出來的。上述這些人有些堅持做人，有人從一開始便選擇要做走獸，有些人選擇墮落，有些人迷途知返。這些都不是「世代論」可以充分解釋的。
「世代論」脫離了抽象的概念，脫離了嚴謹的研究操作，變成一種口耳相傳的論述與標籤，被濫用時真的可以去到很細緻。我80年代初升讀大學的時候，滿懷高興去到O'Camp，誰不知去到最後一晚，負責帶領我們那小組的學長在營火會交心的時候，說了一句：「今天的大學生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這可以說認真掃興。更嚴重的是令班中好些同學由信心滿滿變成一整年的自我懷疑。直到第二年O'Camp，有些同學做了組長，到了最後一天與組員交心的時候也搖頭嘆息：「今天的大學生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從此才重拾自信，因為以為從此有人墊底。你看，世代劃分可以用年和月作單位的，而且彷彿充滿了說服力和理念的凌駕性。
有些時候，「世代論」就有這一種神奇的功效，因此長盛不衰。所以到了今日，仍然很多人年年講，而且覺得越講越真。在好些大專教職員的圈子裏，最有興頭的討論都是圍繞着「今天的大學生質素越來越低」，「年輕人的質素也一代不如一代」，「新學年又來一批了，唔知會係乜花款。唉！」有時睇見佢哋認真討論嘅面口，都可以想像到這些話題有幾頂癮。
我只知道由80年代初期，香港回歸問題提出討論以來，整整三十多年，對生活在香港這片土地的所有人，最 critical 的 incident 就是港人如何被賣豬仔，共產黨如何一再推翻承諾及破壞一國兩制。因為三十多年來一貫如此，縱然出生及成長的年月或有差異，但經歷相同。如果要為「世代」下一個定義或劃一條綫，何妨說大家都是被共產黨買豬仔的一代，「80後」及「80前」，其實又有乜嘢分別？「被回歸的一代」跟「回歸後才投胎做港豬的一代」又有乜嘢唔同？
縱使如此，也不見得人人都會抗拒做豬仔。結果也是有些人會繼續選擇做人，有些人堅持做人，有人從一開始便選擇要做走獸，有些人選擇墮落，有些人迷途知返。在這三十多年間，有人會成長，有人會沉淪，有人會堅持，有人會妥協。君不見有年輕大學生因為佔中被判刑，但也有年輕大專學生要伸請司法覆核去DQ民主派的議員。在這三十多年間，面對回歸過渡、面對主權移交、面對中共霸凌，「年歲」真的只是一個由時勢及歲月操控的變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