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那一天，民間組織發起的七一大遊行「行禮如儀」。以前每年的七一，如果我不是去了外地，我都會參加七一遊行。是大遊行也好，是小遊行也好；有用也好、沒有用也好，我都去。一方面是要對這個大多數香港人共同的訴求付出微薄的個人力量；另一方面，這個也是自己少年時代已經有的願望，總要讓當權的人知道我們沒有放棄。
今年我也去了，但與以前不同，我沒有去到維園從起點出發，而是去了灣仔地鐵站A4出口「守護公義基金」那個街站協助街站的工作。也正因如此，今年我雖然在現場，但沒有遊行。
個把月前，在蘇格蘭高地的時候，收到陳建民兄的訊息，說有要事要跟我商量。我跟陳兄雖然認識多年，但並不經常接觸。當時已經想到可能跟他們被政府檢控發起佔中的事有關。回港之後，便跟他電話聯絡，原來因為那個協助被政府DQ的議員及協助佔中被告的「守護公義基金」，原本的三個信托人中，朱耀明牧師及陳建民都成為被告，因此也成為基金協助的對象。為了避免嫌疑及被指有利益衝突，他們要退出，不再作基金的信托人，因此需要另外找人填補他們的位置。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向比較獨來獨往，除非是工作的需要，我不喜歡埋堆、最怕開會。就算吃午飯、去飲茶、看電影、去旅行，我都喜歡自己一個人。以前我也沒有參與這一種性質的工作，不知道有什麼責任和 liabilities。但事實上也真的越來越覺得，到了今時今日的境況，已經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也不應該事事都單幹。得知這個基金一直都得到幾批義工的鼎力支持，我一向敬重的鄭宇碩教授仍然會繼續留任基金會的信托人作為骨幹，又有陳日君樞機加入，在道義上我自覺沒有推辭的好理由。而且鄭宇碩教授說的很對，現在很多事沒有人肯做，他退休之後，力之所及，就儘量多做一點。我知道雖然鄭教授在退休前後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滋擾，但他仍然無怨無悔。這一點不正值得學習嗎？
到了今天，在大學校園之內，各種平台已經受到嚴密的監控和打壓，空間正在不斷縮小。新加入的同事也越來越困難，很難要求他們參與太多，或站得太前。自己雖然未必有他們面對的憂慮，但大學作為社會的良心這個說法，已經不斷破產。很多最沒有良心的事，就發生在大學校園之內，捉刀的很多都是以前被視為德高望重的學術祭酒及行政高層。
在校園之外如果有一些新的空間，如果又沒有其他利益衝突的話，也不失是一種繼續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出路。我自認頭巾氣比較重，總覺得應該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內外，為社會做一點事，也要為爭取自己的觀念與價值得以落實而要作出持續的努力。
之後，便入局了。七一那一天，沒有去維園起點參與遊行，提早去到了守護公義基金在灣仔地鐵站出口的街站幫忙。以為比約好的時間還早到了一點，但原來差不多所有人都已經到齊，朱耀明牧師已經在嗌咪，黃伯及其他幾位長者也已經在場。鄭教授原來十點多鐘已經去到，先把街站的位置確認，義工也一早到來協助擺設。
我到了之後，主要也只是協助朱牧師嗌咪。到下午遊行開始之後，直到遊行隊伍來到，再到龍尾大概六點半左右走過。那幾個小時就是呼籲大家要「捍衛公義」、「守護法治」，叫大家捐款支持守護公義基金，捐款「支援佔中被告」，要「抵禦政府的政治檢控」。事後所知，基金那天籌得了40多萬，加上其他團體的支援，把部份他們籌得的捐款撥歸基金，應該有五十多至六十萬左右。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成功，因為估計未來要協助所有被政治檢控的人，可能需要近千萬的捐款。但那天所見，很多市民確實很支持，不少都只是一般普通升斗市民。陳樞機已經80多歲了，但遊行隊伍來到的時候，他就一直站在台上直到龍尾走過。又要呼籲、又要唱歌、又要揮手、又要跟支持者握手道謝。這一種為一個看似渺茫遙遠的目標委身的精神，在不同人的身上都流露出來。可能一般人眼中只不過是平常不過，但看在眼裏，實在感到動容。我認為這是一種尋常的高貴品質 （banality of nobility)，香港很多人都有。但很多香港人也有着十分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在遊行隊伍中，不時有一些人走過來幫我們打氣。其中一個告訴我她是我很多年前的學生。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只依稀認出她的輪廓。她一手握着我的手，說支持我，說一直有留意看我寫的東西，說希望我繼續堅持，她說能理解到我需要面對很大的壓力，在工作上如是，入了局之後就更會如是。她說的時候，激動得聲音也顫震起來。那一刻心裏有千言萬語，但真的不知可以從何說起。
面對當前的社會環境，我知道很多人跟我都是一樣，有着強烈的挫敗感、既不滿、又憤怒、又不忿，也不甘心看着這個我們生活的地方這樣下去。我生於斯、長如斯，高齡父母都在香港，弟妹都在香港，所有家人都在香港，也沒有海外的居留權。一直都以香港為家，以香港安身立命。愛這個家，愛這個成長的地方，愛這個社會。我大部份的人生都在這裏，這裏有很多美好的回憶，這裏有很多實實在在的情感與生活聯繫。一直都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自己可以為此薄盡一點綿力。我自覺在這裏成長，為得到很多的機會和經歷感恩。自己也讀過了一點點書，覺得對這個社會，對這裏的未來，都有一份責任感。
剛剛入大學的時候，香港前途問題正式被提出，中英開始談判。那個時候，作為年輕一代，我們很多同一世代的也自覺是在社會上得到較多機會的一班人，因此，本着純樸的歷史正義感及民族認同感，大多數那個年代的大學生都支持九七回歸。想不到回歸20年之後的今天，大部份青年學生甚至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一種轉變，包含了今天年輕一代難以名狀的失落和憤怒，我是能夠理解的。這一種轉變，也為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一代，今天已是紛紛入「五」及登「六」的一代人，帶來了不知從何說起的無奈。
歲月無情，勞生有限，身邊有些朋友慨嘆，當年以為回歸之後可以建立民主的香港，推動民主的中國。但到了今日，這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可能我們那一代人在有生之年都未必有機會達致。而且更要透過年年的七一遊行來表達這種卑微的訴求，期望這一種訴求，只是訴求，能夠薪火相傳下去。當越來越多年輕人以「港獨」和「自決」這些名義，去表述他們對需要不斷提出這一種訴求的荒謬性表示抗議的時候，還有不少人卻更加認為需要更清楚的延續這種訴求，這裏面的矛盾和荒謬性就更是顯而易見了。
對於回歸或主權移交20年，真的一點興奮及高興的感覺都沒有。但我知道仍然是要以自己力之所及的方式來延續這一點盼望。歷史就是一個盼望的長河，歷史也是與荒謬對抗的歷程。在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生活在一個本質上被認定是帶有原罪性的殖民地世界。到我們走入社會，我們就無可選擇地處於歷史轉折的種種紛擾之中。九七回歸，又走入了一個歷史性的新階段。人生數十寒暑，能夠如南柯一夢般體驗各種起跌變幻，也不失是一種經歷。就算是「無才可去補青天」，總也不算是「枉入紅塵若許年」吧？但願如此。
但免不了感到遺憾與難過。就算殖民地有百般罪惡也好，但由有知開始，一直到九七主權移交，整個社會都在走向進步、走向開放，政治變得更透明與更公平一些，最重要的是能夠給予人盼望。主權回歸之後呢？
習近平說，香港人回歸20年以來，得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政治和公民權利」。真的是如此嗎？立法會議員的作用比九七年之前還小，所謂自行選出特首，也始終只是一個小圈子選舉。以前就算沒有選舉，但那個總督總不至於好像今天這個特首般受到這麼多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所制約，這能夠算是進步嗎？真的不能同意。
主權移交20年的這幾天，更看到社團公然以執法者的姿態出現，纘營上位的人不再在意毫不掩飾他們的虛偽，以討好北京來謀取政治及經濟利益的是如此公然與赤裸，本來要帶頭捍衛這裏的生活方式、司法制度及公民權利的政府，竟然毫不掩飾的把國內那一套搬來香港。他們為什麼可以出賣香港得這樣理直氣壯？這還可以談得上是什麼進步嗎？還是人性的沉淪與墮落？
令人擔憂的是，香港可能只能在「倒退」及「極速倒退」之間作選擇。這可能才是在回歸20年的這一個日子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如果說，在香港邁向九七主權移交那二十年間，香港社會在不斷進步、政治在走向更透明開放問責，也不斷給予人新的盼望，那九七之後這二十年，香港可以說是不斷退步，政治走向寡頭、社會也越來越不公平、氣氛也越來越壓抑，令人不斷感到失望以至絕望。這根本就不是我們期望的主權回歸，也根本談不上實現了什麼歷史的公義。
〈回歸二十年嘆〉
小島風華蓋兩京，殖民盛世巧經營。
廿載回歸傷板盪，亂舞群鴉放鄭聲。
〈哀一國兩制〉
一黨難容兩制分，兩制是假一黨真。
東風力扺西風勁，南島人抗北大人。
前言不對後時語，上級柯打下執行。
雖云言必基本法，黨稱阿爺港稱臣。
〈民主回歸夢一場〉
主權在我說中央，一國兩制無商量。
富商巨賈投誠急，專業精英可協商。
鄉親父老敲竹杠，土共左仔去撐場。
歷史屈辱原大幸，民主回歸夢一場。